关于加强对人地关系历史研究的思考

今年入汛以来，我国长江流域发生了1954年以来又一次大洪水，东北地区的松花江、嫩江也出现了百年一遇的洪水。经过党政军民、全国上下的一致努力，抗洪抢险斗争取得了最后的胜利，但所付出的代价也是十分沉重的。这场洪水无疑向我们敲响了警钟，它表明改善我国生存环境已是刻不容缓、迫在眉睫的事情。

我国今天的环境问题的形成，并非始于当代，实由积渐所至，有着很深的历史根源。一般而言，一国一地环境形成的主要因素有三：一是自然条件，二是人口载负量，三是生产配置和产业结构。平心而论，我国的自然条件并不理想，人均资源也比较贫乏，人口分布又极不均匀。我国三大自然地理区中的西北干旱半干旱区和青藏高寒区占全国陆地面积的55％，由于自然条件较差，只居住着全国5％的人口，而95％的人口居住在占全国陆地面积45％的东部季风区。这种分布格局可以上溯至西汉时期，那时全国人口为0．5亿，直至19世纪下半叶全国人口增至4．5亿，分布的格局基本没有变化。新中国成立后，西北干旱区和青藏高寒区的经济有了很大发展，人口也有明显增长，但东部季风区的增长更快，所以，分布格局依旧。两千多年来，人口成倍地增长，而可耕地却没有什么增长，近代以来还因城市建设、工业发展、交通开辟等原因在不断地缩小。东部季风区的自然条件虽然远胜于上述两区，但由于降水年际季际变化大，旱涝灾害时有发生，可以说历史上是无年不灾，再加上山地丘陵多，平原少，人口密集等因素，使我国人民比自然条件好的国家付出更多的劳动。目前，我国耕地仅15亿亩。只占世界总耕地206亿亩的7％，养活着世界22％的人口，这确实是个奇迹，但也要承认这对亿万农民来说，无疑是一种十分沉重的负担。

我国自古以农立国。大致从战国中期至西汉中期，黄河中下游地区从农主牧副兼营林渔的经济格局转变为单一农耕经济格局。在以后的历史时期里，农耕成为社会稳定的唯一产业的观念在人们思想里根深蒂固。当战争、饥荒、灾害、人口等因素引起社会动荡时，发展单一农耕经济被认为是解决矛盾的唯一路径。所以自西汉武帝以后，黄河中下游地区的可耕地几乎全部开辟，包括中游自然环境十分脆弱的黄土高原，大片森林和草原被辟为农田，下游平原的原始森林、草地更是开伐殆尽，连河湖滩地也都辟为耕地。隋和唐代前期，黄河中下游地区是全国粮食主要产地，也是水利事业最兴旺的地区。汉唐是我国封建社会鼎盛时期，黄河流域是当时人口最集中，经济、政治、文化最发达、最辉煌的地区。这种鼎盛和辉煌就是建立在黄河中下游地区农耕地的不断扩大和向自然大量索取的基础之上。换言之，它是以环境的失衡为代价的。中唐以后，黄河流域长期处在战乱状态，人口逃亡，水利失修，加上中游黄土高原的长期过度开发，引起水土流失加剧，下游河湖被淤被垦，最终引起环境的恶化。所以10世纪以后，黄河河患日益严重的趋势已不可逆转，灌溉系统破坏难以修复，河湖淤平，水旱不时，土壤沙碱，整个生态环境出现了恶性循环，造成经济逐渐衰落，成为我国灾害频发、经济贫困的地区之一。

我国历史上曾经有过三次黄河流域向长江流域大规模移民的浪潮，那是西晋末年的永嘉之乱、唐代中期的安史之乱至唐末、宋金之际的靖康之乱。这些移民迁徙的方向主要是长江流域。据粗略估计，第一次移民从北方迁往南方的大约为90万，第二次大约有650万，第三次约有1000万。这三次大规模北方人口南移的结果，造成南方土地的大量开辟。第一次北人南迁时，长江以南尚有许多荒地，北来居民在地广人稀处建立起侨州郡县，王公贵族尚可以广据田宅，占而不垦，发展起庄园经济。第二、三次北人南迁至长江流域及其以南地区，数量数倍于前，又主要集中在西部的成都平原和三峡以东东部地区，人口密度大增，人多地少的矛盾十分突出，苏轼说：“吴、蜀有可耕之地人，而无其地。”当时东南地区平原地带已“野无闲田，桑无隙地。”于是将目光投向不宜开垦的山地与湖滩，开始了大规模以围垦江、湖为主的造田运动。宋代长江中下游两岸圩田不知其数，如皖南、江西鄱阳湖区的圩田即始于此时，东南的太湖流域和宁绍平原更是大兴围湖垦田之风，绍兴的鉴湖、上虞的夏盖湖、镇江的练湖、余姚的汝仇湖、宁波的广德湖都在这时被垦成平地。太湖流域在宋前无大灾，围湖造田后，“涝则水增溢不已，旱则无灌溉之利。”当时人就指出东南水旱之灾，“弊在于围田”，南宋政府也三令五申禁止围田，但由于人口压力和豪门霸占，且湖田高产，故政令如一纸空文，两浙地区围田反而愈演愈烈，直至宋亡。至于无湖滩可围的丘陵地区，则以垦辟山地为主。江西、福建因平原狭小，寸土皆耕，“步丘皆力穑，掌地也成田”，出现“一寸之土，垦辟无遗”的现象。进一步解决人稠地狭矛盾的唯一出路，就是将丘陵山地都辟为梯田，于是“山化千般障，田敷百级阶”，“岭阪上皆禾田，层层而上至顶”成为赣、闽山地的普遍景观。湖田的围垦、山地梯田的普遍开发，对农业发展起了重大的推进作用，使东南地区成为全国粮食生产基地。宋代江西、福建经济文化比较发达，当与农耕业发展有关，而太湖流域更有“苏湖熟，天下足”之誉，其代价则是山区的土壤侵蚀，下游的河湖蓄水面积缩小，水旱灾害加剧。

明清时期长江流域环境进一步恶化，其原因是16世纪中叶美洲耐寒、耐旱、耐瘠作物玉米、番薯、马铃薯的传入，使灾害之年的人口死亡率降低，人口增长由此加速。17世纪初中国人口约有1．5亿，至18世纪中叶达到了3亿。人口的大幅度增加，而耕地却没有增加，再加上土地兼并、赋役繁重等原因，在全国范围内有大批失去土地的农民离乡背井，形成一股流民浪潮。流民主要趋向是进入南方山区，成为棚民，从事伐木、造纸、烧炭等生业。北部的秦岭、大巴，南方的浙西、闽西、赣南、湘西等山区大批原始森林被毁，引起长江各支流上游的水土流失严重，加速下游河道和湖泊的淤浅，新生的滩洲，相继被垦成田。以两湖地区为例，明清以前两湖地区人口稀少，荒地甚多，农业不甚发达。入明以来大量江西移民进入湖广，有所谓“江西填湖广”之说，移民主要集中在江汉洞庭平原。在重大人口压力下，耕地不足，唯一出路就是大规模围江围湖，开辟垸田，与水争地。清乾隆年间湖北江汉两岸，“百姓生齿日繁，圩垸日多，凡蓄水之地，尽成田庐。”清代前期（顺治至嘉庆）洞庭湖区10县有大小垸田544个，共有湖田122万余亩。对湖区的稻米生产起了重大的推动作用。在长江下游三角洲地区因种植棉花、耕地减少的情况下，两湖地区成为全国粮食输出大省，明中叶开始“湖广熟，天下足”之谚，替代了“苏湖熟，天下足”。清代“湖广为天下第一出米之区”，每年平均出境大米在600万石以上，最高时可达1000万石。然而，清代洞庭湖区水灾也与日俱增，1644至1820年，湖北共发生各种自然灾害129次，其中水灾83次，占64．3％。湖南共发生各种自然灾害92次，其中水灾60次，占65．2％。灾害造成的损失很大，即所谓“纵积十年丰收之利，不敌一年溃溢之害。”清代乾隆年间湖北巡抚彭树葵就指出：“人与水争地为利，水必与人争地为殃”。由于湖区灾害严重，垸田也开垦饱和，于是清代中期以后，人口向山区移动，“与水争地”变成了“与林争地”了。

近现代以来，虽然出现不少新兴工业，但农业仍是我国基本产业，农民仍是人口中的大多数。本世纪50年代开始曾经有过“以粮为纲”、“大炼钢铁”的政策失误，再加上人口的压力，造成全国性围湖造田、毁林造田的局面。目前，我国森林总面积约20亿亩，覆盖率为国土的13％。另外，据报载，长江中下游湘鄂赣皖苏五省湖泊资料统计，新中国成立之初有湖泊面积28859平方公里，而目前只有20134平方公里，消失了8700平方公里，大部分为人为围垦所致。仅湖北一省自建国初至今因围垦而减少湖泊面积6000平方公里。洞庭湖面积由本世纪初的6000平方公里缩小至50年代4350平方公里，80年代为2691平方公里，90年代为2145平方公里，容水面积也由293亿立方米减至174亿立方米。浩淼巨浸的洞庭湖原是我国第一淡水湖，现退居第二。江苏省自1957年以来因围湖造田所消减的湖泊面积为700平方公里。湖区蓄水面积的缩小，引起溃涝灾害不断，反过来又限制了农业的发展。

1954年洞庭湖发生百年罕见大水，城陵矶七里山最高水位34．55米，比1949年水位高出1．26米，溃决大小堤垸356个，被淹耕地384．95万亩，受灾人口164．6万，未溃被渍成灾达203．8万亩。今年长江的洪水，据有关部门介绍：“从总量上讲要比1954年少，可是从湖北沙市至西湖口的河段中，除武汉市以外，今年洪水位超过1954年，其中螺山站比1954年高1．78米。”（《人民政协报》1998年9月17日第1版）可见长江下游河湖比44年前明显淤高了。

这次洪水已过去了，但留下不少值得人们深思的问题。

第一，从历史上看，毁林造田、围湖垦田，并非始于今日，至少也有一二千年的历史了。只是人口数量、科学技术等背景的不同，于今为烈而已。环境意识并非今人的专利，我国古代先觉者就有很强的环境意识，这从先秦典籍里都可看到，“天人合一”的思想就是这种意识的集中反映。历史上有识之士对毁林造田、围湖垦田的危害也曾多次呼吁过，政府也曾三令五申下过禁令，最后都成一纸空文。新中国成立后，社会制度变了，1979年出台了《森林法》，专家学者对毁林围湖的危害也多次在各种场合呼吁过，为什么这个痼疾始终不能治愈？其中有观念问题，也有不少实际问题。如果不解决根本问题，这种趋势很难得到制止。

第二，在近代化以前，我国的主要产业是农耕业，二三千年主要是依靠扩大耕地，精耕细作提高社会生产力。封建经济、文化的繁荣昌盛就建立在这个基础之上，它是以牺牲自然环境的平衡为代价的。但话又说回来，如果没有黄河流域普遍开发，何来具有世界影响的汉唐文明？没有宋代以来长江流域围湖造田，何来近千年来高度发展的长江文明？因此我们回顾环境变迁的历史，并非为了责备古人，而是想从古人行为的轨迹中寻找对今人有用的经验教训。

第三，建国以来的前30年，我国人口数倍增长，如果没有大规模的新辟耕地，10多亿的人口如何养活？即便是这样，也只能基本上消除了饥荒，为求温饱仍然是十分艰巨的任务。近20年来的改革开放，乡镇企业的发展确实使一部分农村富了起来，全国人民温饱问题基本得到解决，但其造成环境的污染也是有目共睹的。如果算一笔经济账，其代价也是十分可观的。据估计，21世纪二三十年代我国人口可能达到16亿，那末像我国这样一个人口众多、耕地有限、自然条件又不理想的国家，怎样的生产配置才是最科学、最合理、最具有可持续发展性？由此可见，不论从历史还是从现实而言，我国要保持人口——生存——资源——环境间的协调平衡，是一个相当艰巨的任务，有时甚至陷于两难的境地。例如，最近我国政府下令禁止砍伐原始森林，强调退田还湖，这都是十分正确的。但是，如果在一定时间内没有为当地找出一条科学致富的道路，这种政策能否长期坚持下去呢？